正視“學術泡沫”與學術期刊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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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配合大量泡沫論文的發表需求，它們或者擴大容量，增加期刊的厚度，壓縮文章的篇幅，以容納更多的發表者；或者降低門檻，放寬要求，把期刊變成沒有思想、沒有選題、只剩操作的發表“裸臺”；更有一些期刊干脆明碼標價，收取所謂的“版面費”，說穿了就是零敲散打地出賣其“擔保權”和“鑒定權”
泡沫之謂，用自然科學的話說，是指分散在液體和固體中的氣泡，這種氣泡一多，液體或固體的體積就會膨脹，內部結構便因此而疏松或空虛。學術泡沫之謂，是指混雜在學術真知中的假問題、假材料，以及以此為內容的論文、著作、會議、評獎、轉載、排名、鑒定等等。它們也像氣泡一樣，把學術真知的“體積”無限撐大，而內部卻空空洞洞。學術泡沫不等于學術不端，前者涉及學術能力，后者涉及學術道德；但如果學者都忙于生產學術泡沫，不僅說明學者的無能，更表明養育這個學者群體的時代的平庸以及民族精神的鈍化和衰退。因此，從學術全局而言，學術泡沫對學術的蛀蝕，將比學術不端更加深入全面，因而也更難揭露、更難整治。
近幾年來，在舉國譴責學術失范的聲浪中，學術泡沫雖然已經像學術不端一樣聲名狼藉，但實際上，它仍像臭豆腐，聞著很臭，吃著很香：它給一些人帶來的何止是學位、職稱、課題、獎金，甚至還有令人炫目的學術權力與“大師”頭銜。這不能不使人想到，要根治學術泡沫，就要從產生它的機制、體制和生產者主體開始。于是我們看到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就有諸多代表對學術的行政化發難。在這種行政化體制下，無論是教學、科研并重的大學，還是專事科研的社科院系統，都拋開學術自身的規律，建立了一套數字化的考評指標，它的要害就是脫離學術真知而片面地以論文數量為評判標準。行政化領導無疑從制度上鼓勵了學術泡沫的生產。它迫使高校教師與科研人員只顧追求數量的達標，而把學術問題、材料的真假放在第二位，甚至完全拋棄。對此，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教授葛曉音說得最為率直：“目前很多學術泡沫都是高校的教師制造出來的，這和高校的評估機制有很大關系?！薄艾F在我們都感到被牢牢地束縛在整套評估機制里面，抑制了創造力的發揮。”（參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3月9日第4版）這樣，行政化領導—量化的考核指標—“被牢牢束縛”的廣大學者，三者之間形成了泡沫生產的邏輯關系。在這一邏輯關系中，學者群體不僅完全失去了他們引以為豪的學術主體地位，而且更重要的，一旦喪失主體身份，就等于喪失了學術的尊嚴，于是他們便被動卷入泡沫生產的邏輯怪圈之中：為了應付達標，便要追求論文數量；龐大的數量又轉化為行政化領導的GDP政績；GDP政績又使行政化領導更趨強勢；強勢的行政化領導反過來進一步在數量上對考核指標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學者們開始新一輪的“應付”達標、追求更高數量的惡性循環，而學術泡沫也就隨之一圈圈地放大。因此，“怪圈”之怪就在于學者為爭取尊嚴與地位的努力在這一邏輯關系中全部被異化為束縛自身的力量，而且努力越大，束縛自身的力量也越大。
但問題還遠不止如此簡單。如果說，泡沫生產的邏輯怪圈僅僅包含行政化領導、量化的考核指標與被考核的學者的話，那么，整個生產過程就一定是充滿痛苦，被動的生產者就會消極怠工，乃至停工停產，于是“怪圈”就運轉不起來。但事實上很少出現這種情況，甚至連像葛曉音教授所說的“學者們疲于應付”的感覺也不是最普遍的，吊詭的情況恰恰是，許多學者非但不痛苦，反而“樂此不?！?，看到自己的“成果”使統計表上的數字連連上升時，還沾沾自喜、洋洋自得。這是為什么？原因就是我們忘記了這個泡沫生產的邏輯怪圈還有一項重要元素，這就是泡沫生產有一個相當強大的獎勵系統。它的作用不但是滿足生產者物質的、功利的欲求，而且還會造成一種錯覺：學術并無泡沫，而且還有大量精品。因此，如果說，此前學者們對自己為追趕指標而粗制濫造的行為還有某種良心的自責，甚至是隱隱的痛苦感與羞恥感，那么現在這些感覺隨著獎勵系統的啟動徹底消除，反而被激發起更高的泡沫生產的熱情。
這個獎勵系統包含了泡沫生產的發表機制、轉載機制與評獎機制以及種種由此延伸的獎勵項目。理性地說，發表、轉載、評獎并不必然地與泡沫生產相連，正常的學術活動也都需要，而且，發表、轉載在正常的學術活動中與“獎勵”無關。但是，當它不幸墜入泡沫生產的邏輯怪圈，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時候，它的正常功能就被泡沫生產所異化。比如學術的發表機制，正常的“發表”，其功能是傳播與交流，而作品是不是成果，要在交流中由學術的共同體來認定；但在泡沫生產中，情況就被顛倒過來：凡發表即為成果，凡發表即可得到相關單位的物質獎勵，少則數百元、數千元，多則數萬元。這樣做的要害就是排除學術共同體的認定，把“發表”異化為成果的擔保者與鑒定者，而轉載、評獎說到底也就是以此為前提把異化進一步放大而已。于是，在泡沫生產邏輯怪圈的作用下，發表、轉載、獎勵的正常功能被壓制，而它們的異化功能卻瘋長起來。比如，“發表”作為擔保者與鑒定者大大抬高了學術期刊的地位，也推動了近些年來學術期刊的所謂“改革”：為了配合大量泡沫論文的發表需求，它們或者擴大容量，增加期刊的厚度，壓縮文章的篇幅，以容納更多的發表者；或者降低門檻，放寬要求，把期刊變成沒有思想、沒有選題、只剩操作的發表“裸臺”；更有一些期刊干脆明碼標價，收取所謂的“版面費”，說穿了就是零敲散打地出賣其“擔保權”和“鑒定權”。于是，在學術期刊這一杠桿撬動下，“錢”與“成果”相互生發，把泡沫生產的“發表”功能發揮到極致。
由以上分析，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學術期刊與當前學術泡沫的泛濫有著密切的關聯。正因為有學術期刊的參與，學術泡沫的生產才建立起完整的生產系統，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每年進入成果統計表的250萬篇“學術論文”，篇篇都是由學術期刊“發表”出來的。誰都知道，這個龐大的數字之所以沒有給國人帶來應有的自豪感，就是因為其中充斥著太多的學術泡沫，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期刊很多精力都白白地浪費在漂洗與包裝泡沫之上。對此，學術期刊不應作認真反思嗎？
當然，我們也欣慰地看到，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期刊堅守學術信念，以學術問題為前導，確立學術研究的主體性立場。他們清醒地看到，學術期刊只有徹底擺脫這個泡沫怪圈所設定的獎勵系統，還學術期刊以學術的本色，才能稱得上是無負于時代的真正的優秀期刊。
作者單位：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