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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期刊數字產業鏈條中，有三種角色：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傳統期刊社，兼做內容提供商和數據運營商的期刊社，以及數據庫運營商。本版將陸續發表報道，介紹三者發展狀況及各自在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本期就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傳統學術期刊社的發展問題，采訪了中國期刊協會原會長、現顧問張伯海先生。
學術期刊走數字出版道路技術上更易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報》：與其他類別的期刊相較，學術期刊的數字出版道路是不是相對更容易一些？您怎么看待學術期刊數字化的發展前景？
張伯海：是的，學術期刊走數字形態出版的道路是最少顧慮也是最少障礙的。但是目前這個認識可能還不夠，應該盡快向這個道路上發展。
比如創意類期刊，攝影、美術、時尚類期刊，讀者閱讀時首先有著審美上的需求，對畫面質感、高仿真上都有很高的要求，一朵花印刷出來，要求是“活”的。
讀者對這類期刊往往還有收藏鑒賞的訴求，當然它也要走數字化道路，但紙版的活力，目前看數字版還是比較難以取代的，會有相當長時期是紙版和數字版的兩者交叉。
相對來說，學術類期刊的數字化較為容易，做學術要了解前人研究進展，對于信息有很大需求，形式上又主要是文字和圖表。從技術上來說，學術類期刊對技術要求少，容易實現，數字化道路是通途。
至于前景，現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更多是上網，而不是看書。不僅學術期刊要走數字化道路，可以說，中國整個出版業未來發展的基點，就建立在數字化上。《新聞出版業“十二五”時期發展規劃》中也明確提出以數字出版為代表的新業態已成為新聞出版業發展的新的戰略制高點，“十二五”時期將推動學術期刊出版數字化轉型，帶動原創學術文獻數字出版的產業化、規范化、規模化發展。
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傳統期刊社如何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數字出版業中有不同的角色，有的是純粹的內容提供商，有的是既做提供商又做內容運營商，有的則是純粹的數據庫運營商。期刊社如何定位取決于資本、技術、人力以及可獲取的內容資源。有些期刊社綜合考量后，可能會選擇成為純粹的內容提供商，對于這類學術期刊社，在未來的發展上有什么良策？
張伯海：首先，要占領內容的高地，將旗下期刊打造成為權威度很高的學術刊物，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作者的水準、層次很高，在學科內具有領先地位，成為首屈一指。這是首先要做好的事情，咬住不能放。
其次，要量力涉及數字平臺。學術期刊社，單體、單個期刊比較多，比較分散，這樣的狀況下，學術期刊平臺不宜做得太大、做得太多，但要能夠滿足自身傳遞信息、內容延伸、交流溝通的需求，在這些環節上擴展自己的品牌競爭力。
再次，選擇一個有實力的數字技術運營商合作。通過這個平臺，進入大型的學術數據庫，獲得更廣闊的數字媒體應用，實現云傳播的效用。對于這類期刊來說，我不認為每個期刊都有必要去做一個大數據庫，都去開發形形色色的多媒體，有實力者已經準備好了這些條件，精心選擇并納入其中是最為實際有效的。
變被動的內容提供為互補共贏的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傳統期刊社在和數據庫商合作時處于一種相對弱勢的地位，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張伯海：要變被動的內容提供為互補共贏的主動合作。過去往往是，傳統期刊社認為，手里的內容就是真金白銀，交給數據庫商坐等利潤就行了。這是遠遠不夠的。
進入了大型數據庫后，要上延、下伸，上游往下伸，下游往上延。
下伸指的是，數據庫商在推廣、銷售中會發現客戶新的內容開發訴求，位于上游的內容提供商要和數據庫商一起合作，針對訴求開發內容。傳統期刊社的編輯思維、編輯手段、編輯策劃等方面都要突破，改變平面思維，運用數字技術，重構、組合期刊內容，以此與數據庫商共同探討開發最佳的數字傳播形態。
上延指的是，數據庫商雖然不設專業學術編輯，但可以向內容提供商提供選題參考信息、創意等，實現向編輯生產領域的延伸。
上延下伸，內容開發和技術開發逐步有機地合成為一個學術傳播整體。
但是不管作為什么樣的角色，學術期刊社都要打造好的內容，同時要做到和數據庫商有共通的語言和創意。做到這一點，傳統期刊社的弱勢地位會有所改善。
形成合理穩固的利益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目前的產業鏈中，數據庫商通過集成內容提供商的資源來獲取利潤，這種合作中，對于費用支付，利益怎么分配，也產生了一些爭議，期刊社有一些抱怨，您怎么看待？
張伯海：兩者關系還沒有調適好。
就我了解的信息，在外國，內容提供商和數據庫商共同打造產品后，內容提供商取得的利益份額不會太低，尤其對于知名的期刊，數據庫商甚至愿意讓出部分利益吸引知名期刊加入。但我們的情況不是這樣。據我所知，我國內容提供商獲得的利益多數還是偏低。
我國數據庫商的做法容易理解，剛開始時數字化是不盈利的，期刊當時也沒有內容資源付費使用的意識，提供的內容被上網了，就很高興了，不計較付費問題，但發展到今天，內容提供商對于利益就會有看法了。
從行業發展來看，這種狀態是不好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增加透明度，投入了多少，特別是戰略投入的情況，賺了錢沒有，賺了多少錢，要彼此溝通、理解，這樣雙方才能有合理穩固的利益關系。
另一方面，數據庫商和內容供應商在利潤分配的認識上有很大差異，也有其背景。我國的《著作權法》在制定時，出于社會信息公有的善意考慮以及開放的思路，在《著作權法》（指2001年版）三十二條，便作出了除著作權人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信息轉載可以不經原作者同意，但要付酬的規定。但該規定中的付酬參照了圖書再版的付酬標準，稿酬較低。這一思路沿用到數字出版之中，便出現了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狀態。《著作權法》2010年重新修訂的時候，仍然保留了這一條。可以說，目前的這一局面有待突破，在今后發展中需要解決這一問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